针对这些问题，方案确定了逐步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进一步健全基层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加大卫生计生人才培养培训力度，稳定和优化基层卫生计生人才队伍，全面加强公共卫生工作，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着力扶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扎实推进对口帮扶工作等８项主要任务。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把卫生计生扶贫工作列为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保障经费投入，规划内的项目安排要向贫困地区倾斜，组织研究实施面向贫困群众精准扶贫的专项，加大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力度。易纲强调，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谨慎而行。以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为例，由于缺乏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开放资本账户会带来灾难性风险。他还指出，单机版苹果老虎机利差导致美元和人民币的套息交易盛行，处理不好也会造成跨境资本大幅波动。

大企业是不冒险的，它的创新主要靠并购来实现；创业型早期企业恰恰相反，冒险是其优势，创新便是其生命线。扶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而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扶持创业型早期企业的问题 引导基金是指由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政府预算资金设立的、为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规划目标领域的一个财政支出工具。从国际经验看，以引导基金作为政策组合工具之一来扶持早期创新型企业发展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 与各国通行做法相类似，我国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特征主要体现为3点：一是放大社会出资，包括引导基金自身的放大和参股子基金的放大两个层面；二是实行市场化运作，明确要求通过招标选定来委托若干家管理机构进行自主投资决策。同时考虑到引导基金公共财政目标对商业运作的约束，在收益上对社会出资人作出适当让利；三是限定投向，要求参股基金主要投向新兴产业早中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 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上述特征与引导基金的功能定位密切相关。理论上，创业投资的产生源于传统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对于早期企业融资的“理性歧视”。在传统信贷和证券市场对于解决早期企业资本缺口问题存在这种歧视的情况下，创业投资作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机制应运而生：它不需要抵押或担保，也不需要“成功历史”，而是依赖其“合理预期的高收益机制”来弥补其高风险。依据创业投资“合理预期的高收益机制”，创业投资也并不是对所有存在“资本缺口”的早期企业进行投资，而仅仅投资于其中的一少部分，即对那些处于“成长期”且显示出“独特性”、管理素质相对较高的企业进行投资。这就是说，在解决早期企业融资问题上，即使产生了创业投资这一创新机制，对早期企业投资的“市场失灵”仍然存在。 为应对“市场失灵”，政府在解决早期企业融资问题上需要有所作为，但政府作为的前提是其自身“不失灵”。既要有所作为，又要不出现“政府失灵”，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便成为了政府出手解决早期企业融资问题的最有效工具，其核心精神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即以政府的少量出资来引导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按市场机制投向早期企业，而非政府取代市场、直接向早期企业注入发展所需的全部资金。因此，放大财政出资、委托管理和限定产业、阶段和区域投向等特征便成为引导基金这一功能定位的内在要求。 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即源于此。众所周知，调结构、转方式是我国当前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创业型早期企业对于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研究表明，创业型早期企业靠低投入、在高不确定性领域获得相对高收益来谋求生存发展，而成熟大企业则靠高投入、在低不确定性领域取得规模收益来获得竞争优势。从逻辑上讲，大企业是不冒险的，它的创新主要靠并购来实现；创业型早期企业恰恰相反，冒险是其优势，创新便是其生命线。也就是说，扶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而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扶持创业型早期企业的问题。 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和着力点即在于此：一方面，通过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企业帮助其放松资源约束；另一方面，通过设定产业投向帮助早期企业寻找到不确定性更低的业务领域，从而有利于早期企业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提升早期企业成长为成熟大企业的概率，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李建良）4月21日—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第四次审议。4月24日，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新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通常一部法律通过三次审议就可以付诸表决，而环保法从2001年开始修订，历经四次审定，此前每次都因争议太大没有通过，可见其复杂程度。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傅莹表示，三审再加一审，是为了制定出一部高质量的新环保法，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来保护环境。 在这些争议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二审稿中，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其实是局限于一家官方机构，此举引发公众强烈质疑。到2013年的三审稿中，公益诉讼的主体从“中华环保联合会”扩展到“全国性社会组织”，但仍然面对较大质疑。 四审稿的环保法，明确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大到“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登记、连续活动5年以上且无违纪记录的社会组织”。这意味着公民个人无法发起公益诉讼。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中国从此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增强了公众以诉讼应对污染的力量。 新环保法还提出“按日计罚”，加大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这是中国学界长期呼吁、环保部门孜孜以求的。在此前的法律规定中，对于排污企业的处罚额度都比较低，而且是一次性处罚。另外，这次修订，大大增强了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如查封、扣押、拘留权，这些强制执行权得到加强。这是前所未有的，使得环境保护部门不再是当初那个相对弱势的行政部门，有了更强的执法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修订的环保法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环保法之一，采取了一些很严格的措施”，“我相信如果严格执法，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如果严格执法”这句话意味深长。一部法律，修法严格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能否“严格执法”，尤其是在中国。目前，我国严重的环境危机，可能不是因为没有一部好的法律，而是环境问题并非部分地方政府的优先议题，环保部门执法不力或阻力重重。 此前，出于各种原因，环保部拒绝将PM2.5纳入空气监测指标，拒绝公布各城市空气指数；在中央领导推动下，才推出了时间表。而以“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情况，同样有惰政和渎职嫌疑。 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铁券”法律，必须要有相应的“铁腕”执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里，仍然缺乏关于执行、问责和监督的保障措施，相关部门还须再接再厉。（许云泽）

除此之外，对舆论关注的棚户区质量问题此次会议也有所部署。会议要求，加强工程质量和资金监管。让住房困难群众尽早搬入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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